中国在长期的奋斗中形成了许多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党的政治优势，是党的精神力量所在。2021年3月1日，习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的开班式上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并坚持了一整套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我们党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要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就必须持之以恒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要把党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通过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加深对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认识和理解，立志做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

  党的“作风”这一概念，是在1937年5月8日中国全国代表会议上正式提出的。他指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上的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处理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1938年9月至11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在和友党友军发生关系的时候，“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而且成为“实事求是的模范”“学习的模范”等（《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第523页）。这实际也是对全党同志的作风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1945年4月在七大上，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概括出党的“三大作风”。他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因此，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我们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对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3—1094页，第1095页）

  1949年3月，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中国将由局部执政转向全国执政的关键时刻，针对党内有可能出现的“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也可以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两个务必”与“三大作风”是相辅相成的，唯有谦虚谨慎，才能始终做到实事求是；唯有长时间坚持艰苦奋斗，才能切实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要使全党同志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靠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有力武器。只有发扬“三大作风”，做到“两个务必”，才能逐步的提升斗争本领，敢于斗争并善于斗争。

  习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反复证明，何时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得好，党和人民事业就能不断取得胜利；反之，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受到损失，甚至会出现严重曲折。”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中国的思想路线，也是党很重要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中国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党，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对中国革命无疑具备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立这个理论的时候，主要的视角和解剖对象是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而在运用其理论时，就存在如何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前期、中期，党内曾出现过非常严重的“左”倾或右倾错误，这些错误本质上都是教条主义错误，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说明中国革命走自己的路极端重要，说明如果不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做到实事求是，仅仅依靠革命者的勇气、群众的勇敢，固然可以造成一时的革命局面，但革命最终是不能取得成功的。

  1930年5月，写作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科学地阐述了人对马克思主义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真实的情况相结合。”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两个著名的论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109页，115页）这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遵义会议之后，中国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很多问题。1937年七八月间，写作了《实践论》《矛盾论》，强调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必须具体地历史地统一，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1938年10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明白准确地提出了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1941年5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第一次对实事求是的含义作了科学阐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去研究。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真实的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行动的向导。经过延安整风，所倡导的实事求是内化为全党的自觉行动，成为人的重要思想方法。中国人依靠实事求是，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由于缺乏经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过曲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得以恢复与发展，并由此启动了决定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从而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联系实际，前提是要把理论掌握好，实际做到学懂弄通理论，这就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和道理学理哲理。同时要掌握真实的情况，特别是要掌握已经变化的情况，这就一定要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认真开展调查研究，把客观存在的事实搞清楚，把事物的内部和外部联系弄明白，从中找出能够处理问题、符合群众要求的办法来。所以，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要实际做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更没有决策权。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的根本宗旨。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自觉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重要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中国百年奋斗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群众关系史。党之所以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关键就在于人能够与人民结合起来。早在1929年6月，在一封信中就提出了“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的观点，对红四军中一些人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作了批评，并且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页）。1933年6月，在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一文，其中提出“查阶级、通过阶级与没收分配不按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不得群众赞助与同意，都不能使查田运动收到成绩，反会使群众不满，阻碍查田运动的进行”（《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中，专门讲到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问题，并且强调：“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上述观点的提出，标志着群众路线的思想已初步形成。

  在经历大革命失败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利后，中国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自身开始成熟起来，对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1938年10月，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指出：“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懂得，员不过是全民族中的一小部分，党外存在着广大的先进分子和积极分子，我们一定要和他们协同工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1943年6月1日，为中央起草《关于领导方法若干问题》的党内决定，其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到底，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不是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到底。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这段经典论述，成为党的群众路线形成完备的科学理论形态的重要标志。

  中国历经百年风雨而风华正茂、基业长青，就在于一代又一代的人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以百姓心为心，从而使党得到了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拥护与支持。没有中国就没有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和全面小康，没有人民的支持党的事业也将一事无成、毫无希望。这就要求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每个员都要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不断追求“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始终牢记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坚守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基本方法，是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巩固和加强党的团结、加强党内监督、保持党的肌体健康、使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有力武器。它既是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坚持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重要保障。从成立之日起，中国就自觉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头，通过运用这一方法排除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使革命与建设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八七会议通过批评党内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使党在危难关头开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新的革命道路的探索。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通过严肃的思想斗争，扭转“左”的错误，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1941年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通过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消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良作风的影响，并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确运用创造了成功的范例。1945年七大审议通过的《中国章程》明白准确地提出：“中国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选集》第15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页）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将“批评和自我批评”写进党章，成为全党共同遵守的准则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得以继续坚持和发扬。在1956年的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提出，各地区各部门党的组织，必须运用过去整党工作的经验，采取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每隔一定时期，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工作作风的整顿，特别着重检查群众路线的执行情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整风、整党，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等，都比较好地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了当时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从而开启了党的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都贯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要求，对于统一全党思想认识、改进党的作风、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不断改造提高个人、坚强党的组织、推进事业发展的有力武器。

  中国之所以经过千难万险走到今天，持续不断的发展壮大，就在于党能够从始至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于党始终自觉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自我革命的有力武器。中国人之所以不怕别人批评，能做到自我批评，正如习所指出的，根本动力来自党性，来自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地增强党性修养，不断增进为人民服务的自觉。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远长久、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国家，特殊的国情要求中国人必须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具有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寻找对自己最合适国情的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道路，要求中国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十分重要，具有客观依据和历史必然性。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但后来没有跟上时代进步的步伐。近代以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何向西方学习成为中华民族必须面对的问题。俄国是第一个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中国人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之初，主要是向俄国（苏联）学习。进行改革开放，要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自然有必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学习他人必须虚心、认真，但虚心不是一切照搬，这就产生了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学风和思想作风问题。

  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存，又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中国的民间传统文化既有精华又有糟粕，长期以来形成的官本位思想、家长制作风等腐朽落后的东西难免对党内产生负面影响。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迎来了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先进文化和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西方文化中的消极成分也随之传入中国。这使得中国面临如何努力克服中国民间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消极因素的影响，形成自己完全不同于封建官僚、资产阶级政客的干部作风的问题。

  为了建设一个广大的群众性的党，必须将大量的非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以扩大党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但大量非无产阶级出身者加入党的组织，不可避免地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与作风带入党内。这就使得中国必须全面地加强自身建设，努力培养和塑造优良的作风，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也唯有如此，才能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良好的形象，才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周围。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不同历史时期，党都格外的重视自身的作风建设。20世纪40年代，针对一个时期党内存在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所反映出来的学风不正、党风不正和文风不正的问题，先从高级干部随后发展至全党，开展了一场广泛深入的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依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肃清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实现了党的团结统一。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提出“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告诫全党同志中国革命胜利还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长更艰苦，因此一定要保持革命年代形成的优良作风，走好新的“赶考”路，决不当李自成。上世纪50年代初，在党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领导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一再强调要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1979年11月，专门做了《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报告。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集体，以同志为的党中央，始终格外的重视党的作风建设，为此出台了一系列重要决定，如1990年3月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2001年9月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2009年9月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

  在长期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形成并始终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一个又一个胜利。但同时必须看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够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在作风建设上仍存在不少问题，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格外的重视作风建设。十八大刚闭幕，中央政治局就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通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党内教育活动，广大党员、干部受到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深刻教育，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显著地增强；、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得到有力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明显问题得到一定效果解决；发扬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优良传统，探索了新形势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有效途径；以转作风改作风为重点的制度体系更完善，制度执行力和约束力得到增强；影响群众切身利益的症结难点得到突破，党的执政基础更加稳固；党的初心与使命得到进一步彰显，全党的使命感责任感进一步加强。

  习指出：“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都是激励我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宝贵精神财富。”只要我们以谦虚谨慎的态度，保持人艰苦奋斗的本色，以坚定的意志和不屈不挠、一往无前的精神情况，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自觉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以优良的作风确保对党的忠诚，就一定能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实现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