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于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进程，已由“十三五”到“十四五”的“治”向“用”转变，以畜禽粪肥还田利用为核心，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既有利于全面强化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又有利于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通过对近年来出台的有关政策、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现状调研和相关实施方案分析，并对“十四五”期间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主要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分析，具体问题和建议如下所述：

  “十三五”时期规模养殖场污染问题基本解决，但畜禽粪污处理和利用规范化标准化水平还不高，“十三五”期间全国仍有8000多家规模养殖场尚未配套粪污处理设施装备，42.5万家规模较大的养殖户尚未进行畜禽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情况验收。

  养殖场设施不完备，畜禽粪污处理设施能力不够，粪污未能得到一定效果收集和处置，无害化程度不够，臭气排放等问题仍然突出，存在土壤、水体、大气污染的隐患，易引起面源污染和资源浪费，严重制约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畜禽粪污在养殖企业内进行贮存、处理和利用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温室气体，有机物会在厌氧微生物作用下发酵产生的甲烷排放，含氮物质在硝化或反硝化反应过程中产生的氧化亚氮排放，对于农业减碳贡献度低。

  我国有机肥比例在肥料使用中仅占20%，与欧美发达国家50%左右使用比例存在比较大差距。

  固体粪肥以人工撒施为主、占比达94.5%，液体粪肥以漫灌施用为主、占比达76.5%，易造成养分损失，长期浇灌会导致土壤营养不均衡，土壤中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的含量随浇灌时间的增加呈上涨的趋势，长期浇灌会导致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的富集，增加环境污染风险。

  除了人们对过度化肥施用的危害意识不够以外，有机肥施撒劳动强度大，粪肥还田机械严重缺乏，工作条件差也是造成我国有机肥施用量小的原因之一。

  “十四五”期间，需要提高粪污资源化利用设备技术水平、性能指标和自动化程度，提高粪肥施用机械化水平。

  应用不一样的固体撒肥机械、液体撒肥机械等，满足多种土地类型和作物种植方式的畜禽粪肥施用要求，提高畜禽粪肥的使用效率，减少施用过程的人力消耗，降低畜禽粪肥的施用成本。

  当前我国种养主体分离，规模不匹配、联结不紧密等问题仍然突出，粪肥还田“最后一公里”尚未打通。

  大部分种养主体不愿意为畜禽粪污处理和利用付费。养殖场只考虑解决污染问题，没有推动粪肥科学还田的积极性。

  种植户在生产效益不高的情况下，使用粪肥提升地力的主动性不强，合理的费用分摊机制亟待建立。

  粪肥收运和田间施用等社会化服务组织刚开始发育，经营规模小，技术水平低，盈利能力差，对接种养主体的桥梁纽带作用发挥不足。

  “十四五”期间，研究和改善市场和体制环境，动员社会资本加入畜禽污染物治理，壮大社会化服务组织，鼓励开展规模化收运和集中处理，能减小财政压力，提高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效率，对于实现县域绿色种养循环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我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全链条管理体系不完善，主要是采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进行事前监管，运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常规监管措施，特别是气体排放、粪肥超量利用等环境风险难以控制。

  畜禽粪肥还田利用监测体系不完善，监测制度仍不健全，信息化监管和服务手段缺乏，难以管控粪肥质量和利用量等情况。

  “十四五”期间，应逐步开展粪肥还田利用监测，以粪肥运送过程监测、粪肥还田利用监测、耕地质量监测为核心，以自动监测系统、长期定位监测点、广泛调查为基础，全面收集涉及畜禽粪肥、土壤、作物等源头数据，实现对粪肥还田利用管理、评估和监测，完善畜禽粪肥还田利用管理体系。

  借助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建立信息无线传输系统，搭配信息化智慧管理平台，对粪肥运输、利用等流转过程进行追踪。

  养殖环节数据齐全，种养结合数据缺乏，畜禽粪肥还田利用标准体系尚不健全，相关基础研究滞后，粪肥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限量、液体粪肥施用技术规范等关键标准缺失，没有科学有效的肥效评价和认证机制，导致粪肥还田利用缺乏科学依据。

  粪肥还田利用、种养结合是消纳畜禽粪污最直接、最经济、最有效的途径，畜禽粪肥等有机肥合理施用可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土壤养分，培肥土壤，提高农产品品质。

  “十四五”期间，需要逐步构建粪肥还田利用标准体系，指导规范技术应用和工程建设，畅通粪肥还田利用出路，规范畜禽养殖场污染物排放量、畜禽粪便解决方法、粪肥还田施用量、粪肥机械化施用和粪肥还田利用效果评价等。

  中农创达团队经过实地调研，与行业内主管部门、专家沟通，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推进过程中，对有关政策法规和现场调查研究深度不够，缺乏真实全面的调研数据，对现场真实的情况掌握不够，在编写实施方案和制定粪污治理工程技术选择上没办法做到统筹推进和因地制宜，方案设计时存在土地承载力测算不准确、治理措施不合理、项目资金使用不合理、利益机制缺乏、覆盖面不足、相关利益机制缺乏、项目实施主体积极性不够等问题，造成方案编制“不接地气”，项目实施推进困难。